天井里的种植答案(从控江新村溢出的水流)

时间：2024-01-12 15:18: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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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区别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节日？有时，亮几盏灯就够了。

黄昱宁幼时，家住杨浦区控江新村，家对面就是上海光学仪器一厂。遇到节日，有时厂里会把厂区内所有的灯都打开。家长抱着小黄昱宁去看灯。周边的居民也都如此。围着工厂，大人孩子们的眼睛和脸都被照亮，大家一起欣赏墙内的亮光，庆祝节日的到来。这幅颇具工业化风格的场景，被染上生活的气息。

昔日的上海郊区江湾，遍布厂房。1951年上海市政府规划9个住宅基地，先后建造了曹杨新村、长白新村等18个工人新村。控江新村，也在当时应运而生。相比老式石库门的狭小居住空间，控江新村的房间虽然不大，但有相对独立的煤卫设施，小区里有整洁的花园和新栽的小树。原先住在虹口区明华坊的黄昱宁外婆一家，将家里的房子调换到控江新村。1975年，黄昱宁在这里出生。

几年后，改革开放。国门打开，计划经济年代进入尾声。浪潮袭来，影响了整个城市，影响了产业工人的生活，也影响了生活在工人新村的黄昱宁。她所熟悉的这一方上海，如被大雨涨满的池塘，溢出的水流漫延向前，和其他区域的上海融合在了一起，汇成了一个新上海。

新村里的书柜

在工人新村建成之前，上世纪50年代，许多沪东地区的工人住在阁楼上、亭子间、草棚子里，甚至于住在破船上。能住进整齐有煤卫设施的新村，不仅居住条件改善，而且更觉得到尊严。不过，工人新村的住户也不全是清一色的产业工人。黄昱宁的外祖母毫无重男轻女的偏见，看见长女读书优异，毅然供她去大学深造。等到长女成婚，又一直和长女生活在一起。因此，从黄昱宁记事起，小时候的控江新村，是个外婆当家做主、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母系社会。

黄昱宁的母亲从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，与大学同学结婚。当时，毕业听从分配，母亲去上海仪表局下属工厂担任技术翻译。父亲因为是广东人，被分配回原籍工作，只能在节假日和寒暑假回上海与妻女团聚。但即便每年相逢的日子短暂，黄昱宁的父亲还是在控江新村的小房间里打造了一具书柜。为了做好书柜，他每次回上海，还会特意带来些广东的板材。一块木头一块木头彼此咬合。这具最终由父母精心打造成的书柜，是在黄昱宁的记忆里，同龄人和邻居家里从未出现的家具。书柜里如此大的藏书规模，也是同龄人和邻居家里从未有过的风景。

在工人新村的知识分子家庭里，黄昱宁几乎是自然而然长成了一个读书种子。她在游戏玩耍项目上显得笨拙，但对于读书却始终乐在其中。

放下书本的时候，父母会带她往五角场方向散步。穿过几条大马路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？离开控江新村不过15分钟步行之外的世界，当时还是一片郊野。今日车水马龙的五角场商圈周边，当时有过人头高的芦苇、野草，刺猬和黄鼠狼出没其间。小黄昱宁在父母背后好奇地伸出头去，能看见当地农人养着的猪。这个尚未被城市化的地方，显露出一种未被驯服的野生感，叫小女孩觉得好奇也畏惧。她更不常出门闲逛了。穿越大马路如一项可惧的挑战，让她心里隐隐有不安。她把头埋在书本里。

洼地之变

1985年8月1日，上海暴雨，9200多户居民家中进水，最深的达80厘米。其中，控江路、延吉路之间的双阳路周围一片汪洋，积水深度平均达到50厘米。控江地区由于地势低洼，加之历年来新村规模不断扩大，相应的排水系统没有跟上，一场大雨过后，2千多户居民家中进水受淹。黄昱宁还依稀记得，外公在他们一楼房间外的天井里，种植的蔷薇、枇杷、丝瓜藤都被大水淹得岌岌可危，平日圈养的几只鸭子，此时高兴地在积水里游起泳来。

次日的《解放日报》记载了发大水当天中午，市领导涉水到控江地区察看马路积水情况，还到控江三村看望慰问了两户进水居民。得知此地正在新修下水道工程时，市领导要求防汛指挥部的领导“要把防汛排涝工作，作为重点抓，这方面的工程要迅速上马，该花钱的地方一定要舍得花。”

这年9月26日，作为本市居民住宅区的一项大规模排水工程，控江地区排水工程启动。这也意味着，这一地区八万多居民在日后汛期来到时，将免受水淹之苦。

门外的世界

和新修的排水工程一起来到控江新村的，还有外婆失散多年的兄弟，黄昱宁的舅公。

1983年的一个下午，一个戴着鸭舌帽、穿着当时上海鲜见的格子夹克衫的老头，走进黄昱宁家。原来，外婆家的男丁，新中国成立前都子承父业担任太古轮船上的船员。1949年太古关闭了上海办事处，舅公就跟着公司去了香港，几年后与上海的家人断了音讯。

几十年后，这位舅公的忽然出现，似乎忽然打开了控江新村面向外部世界的窗户。原本，黄昱宁所有的亲戚都住在控江新村周边，她在附近上小学、走亲戚，几乎从不涉足控江地区以外的地方。舅公和他家人的陆续来访，让黄昱宁有机会陪着客人到了“另一个上海”——一个由外滩、东风饭店、大世界构成的上海，一个更常被影视作品描述也更为外地游客熟悉的上海。

她陪着大人们挤公交、坐出租车，见识这些于香港游客是重温故地、于她这个上海人却是新鲜事物的场景。她听着饭桌上阿姨舅舅们热烈讨论着换外币、经济担保、出国等等词汇。

阵阵新风扑面。城里涌动着渴望改变的气息。外婆去香港探亲，回家后为黄昱宁带来小小的金坠子、米老鼠图案的运动套装、随身听、自动照相机、邓丽君的唱片……原来，控江新村外有一个上海，上海外有一个香港，香港外有一个世界。

和亲戚们的观念一起发生改变的，还有母亲的工作环境。原本母亲在厂里担任技术翻译，每日的生活平平无奇。骤然之间，外宾来访，海外交流频繁，母亲不仅需要在案头翻译，还要为厂里的外事工作担任口译。参与到接待外宾的工作，让母亲最后几年的工作生涯变得丰富灿烂、眼界大开。这种内心的小小优越感一路升高，直到整个城市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，工厂效益下滑，工人们开始下岗。

终于有一天，母亲对当时已经调到上海一所中专任教的父亲感慨：还是做老师好。

多多少少受时代风潮的影响，黄昱宁在高中毕业后升入上海外国语大学。全家也搬离了控江新村。在大学里，黄昱宁遇到不少上海“上只角”出身的同学，这些格致中学、向明中学、位育中学毕业的学生，和黄昱宁说着一模一样的上海话，但对上海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。

他们熟悉的阡陌交错的弄堂、沿街琳琅满目的小店、商业街的繁华和热闹，于黄昱宁而言，都是陌生的。黄昱宁熟悉的规整的新村住房、曾经探险过的农民猪圈、宽敞的中小学校园，对住在闹市区习惯了逼仄环境的同学们而言，也是陌生的。

黄昱宁进入大学的上世纪90年代，上海开始进入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，区域之间的差异被缩小抹平。但很多年后，黄昱宁还是有点害怕过大马路。她做梦回旧居，梦到这间位于控江四村底楼的小屋，梦里的空气总是潮潮的，梦里的水门汀地板总是湿漉漉的。